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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大的光辉历程

发布日期:2015-11-09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关工委字号:[ ]

前言

  我60年进农大,已走过了55年的历程,正好是110周年校庆时间的一半,可以说经历了农大许多事情。今天学工部让我来和大家讲讲校史很高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告诉我们许多历史的教训,许多历史的经验,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马克思曾说过,要说科学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学。今天我们学习校史,让我们懂得农大的过去、今天和未来,一部历史教我们如何成长成才。一它使我们有一种光荣感,更爱自己所学的专业,更加热爱自己的学校,更加坚定为现代农业建设学好农业科学;二它使我们具有自豪感,为农大辉煌历史业绩而骄傲,并为它争光;农大英雄模范人物及许许多多的农大人为国为民为党作出的特殊贡献,是我们学习的光辉的榜样,奋发前进的力量。三它使我们具有责任感,农大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农大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神,不畏邪恶的斗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需要更我们去学习,传承和发扬,为农大新的发展,三农事业的发展,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下面我简要讲讲农大校史重要的历史节点时间,特殊贡献人物和重大事件。

 

中国农大的光辉历程

——讲述农大校史(唐运新201511月9日)

一、中国农大重要历史节点时间

  1189873日,清政府正式批准建立京师大学堂。

  1905125日,清政府学务大臣提出在北京瓦窖村购地建农科大学(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之一)

  21909415日,清政府选派学部参事官罗振玉为农科大学监督(即校长)

  32011年,农科大学在北京罗道庄新建校舍大楼二座。

  419122月,叶可梁任农科大学监督(校长)

  5191253日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农科大学为北京大学分科大学之一。

  61912101日,严复校长辞职,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改马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719121111日,农科大学由马神庙迁入罗道庄新校舍办学。

  819171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6月,30名农科学生毕业。

  919201215日,梁启超到农专作关于农业形势及支持改大的演说。本年度毕业67人,出国留学美国农科学生38人,留学日本农科学生106人。

  1019211020日,学校广告首次招收女生。

  1119224月下旬,农专学生自治会成立。以“本互助为精神,以砥砺学问,促进校务,及改造社会为宗旨。”(即农大的第一个学生会),胡子昂任学生会主席,乐天宇为秘书长,出版《农讯》为会刊。

  1219221212日章士钊任农专校长。

  1319242月,农专正式改名为北京农业大学。

  14192338日,北京农大设农艺、园林、畜牧、园艺、生物、病虫害、农艺化学等7个系,学制5年。

  1519238月,录取研究生40人。

  1619241月,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建立农大历史上第一个中共支部,乐天宇任第一届党支部书记。

  1719255月,经多年动乱之后,教育总长章士钊兼任农大校长。

  181926318日,农大与北京大学等学校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8国帝国主义侵略通牒群众示威大会,并赴国务院请愿,遭军警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农大学生林孔唐受重伤于522日牺牲。圆明园“三·一八烈士陵园纪念碑刻有林孔唐名字。

  191928714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派员接受农大,恢复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名。

  201938215日,日本侵略军占据北平大学农学院罗道庄校舍作兵营,并强行接管校办农场全部财产。

  21194671日,俞大绂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

  2219467月,北京大学农学院由昆明迁回北平。

  2319461018日,北京大学农学院正式在罗道装庄开学。

  2419481217日,北大农学院所在地罗道庄获解放,解放军于17日进入罗道庄,解放军代表与俞大绂院长洽商保护农学院资产事。

  251949910日,中央指示,北大、清华、华大3所大学农学院合并,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召开党组会,决定成立北京农业大学。

  26916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召开并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北京农业大学筹备委员会,钱俊瑞(中央教育部委员会主任)任主任委员。

  27930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宣布:奉高教会令,北大农学院与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

  2812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215令,任命乐天宇为北京农大校务委员会主任,俞大绂、汤佩松为副主任委员、沈其益为教务长、徐纬英为副教务长、熊大仕为秘书长,即日起开始工作。

  291217日召开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大会,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到会祝贺,钱俊瑞副部长讲话:“今天全国范围内,以这样大的力量,办这样的学校是头一个”,“我们建设这个学校,对新中国的农业和农业教育要树立新榜样”,“农大办学最重要的是采取团结、改造、稳步前进的方针。”

  301223日,中共农大党总支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乐天宇任党总支书记,徐纬英任副书记,下设4个分支部。

  311950320日,由于学校停开遗传学、田间设计、生物统计3门课,主讲教师李景均离开农大,后去香港、到美国。

  3248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266号文,正式命名北京农业大学。

  3362日,乐天宇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写信,说到米丘林、摩尔根学说及团结问题,716日,毛泽东主席接信后批示:“这个报告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

  341121日,中央派调查组进驻农大,调查时间近2个月。

  35195132日,中央调查组工作结束,向中央写出调查报告,指出乐天宇同志领导思想作风问题,5条调查结论,报告提出撤销乐天宇职务调科学院工作,派孙晓村任农大校长。

  36313日,教育部钱俊瑞副院长到农大宣布调查结果,乐天宇调离农大,宣布农大改行校长制。

  37321日,教育部钱俊瑞、韦悫、曾昭伦副部长陪同孙晓村到农大,并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政务院任命(毛泽东亲自任命)农业经济专家,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孙晓村任北京农大第一任校长。

  38323日,孙晓村校长召开校务座谈会指出:“农大是集北大、清华、华大三大学的农学院而成,人才济济,专家教授极一时之选,这是很优越的条件……”。新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系、各研究所、各委员会、图书馆、兽医专修科等主要负责人及工会代表6人、学生代表2人组成。

  3919521015日,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系与北京机械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学院举行成立大会。

  40929日,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来校农机系学习。

  4119548月,我校第一次接收6名学生来校学习,其中有越南留学生5名,波兰留学生1人。

  42195598日,根据教育部决定,我校第一批派教师赴苏联进行短期专业进修,选派8人赴东欧国家作留学研究生。

  431956711日,我校首次招收15名副博士研究生。

  441958129日,校务会决定一次性迁校至马连洼新校址

  451958419日,在马连洼新校址正式开课,并举行了开课大会。

  461958719日康生来学校检查工作,提出毕业搞1000斤评1分,5000斤是特优,五级教授。

  47195899日,刘少奇视察河北徐水大寺各庄,对农大师生说:“要虚心向农民学习”。

  48195912月,陈漫远(原广西省委第一书记)调任我校校长兼党委书记。

  491960120日国务院正式任命陈漫远为北京农大校长,免去孙晓村校长职务,中共北京市委任命陈漫远为学校党委第一书记。

  1960年春,陈漫远校长提出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搞好“生产、科学研究、教学”三结合。1961年进一步提出,“以教学为主,教学、科学研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5019605月,陈漫远校长提出:“做(动手做)、听(讲)读(书)、议(论)、总(结)、写(成文)”6字环节。

  51196055日,农大主楼正式动工兴建,(建筑面积10600m2

  5258日,林彪、邓小平、彭真、谭震林等中央领导到我校视察科学研究成果。

  539月,学校招本科生896人,研究生54人。

  5419611013日,学校组织师生学习贯彻“高教60条”,学校教学走上正轨,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5519638月至9月,国务院文办、农办、教育部、农业部商讨在北京农大试办研究院,农大提出了试办研究院“条例”。

  56196446日,中共北京市委批准王观澜同志为北京农大党委书记。

  5719645月中至6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有北京农大等院校参加,对试办半农半读培养学生进行讨论。

  58196465日,国务院任命王观澜同志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599月至11月,学校党委和校务委员会讨论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意义,10月份,农业部决定我校在1964年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开始实行半耕半读,王观澜校长提出三项基本原则: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

  601218日,农业部,农宣教学第3306号文,报请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请批准将河北省涿县农场拨归北京农大作半农半读生产劳动基地。

  611965120日,学校致农垦部,提出根据国务院农办通知直接将河北省涿县农场交北京农大。

  62213日,学校决定五年制学制改为四年制学制。

  6336日,农垦部致函农大并报国务院农办,完全同意将涿县实验站划给北京农大作半农半读生产基地。4月农垦部与北京农大商定签订协议,将河北涿县实验站划为北京农业大学试办半农半读基地。王观澜校长提出实验站总的任务:“出高产、出经验、出理论、出人才。”摸索现代农业的途径。

  6419691017日,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随后,驻校工军宣队和革委会,组织教职工及家属“疏散”到涿县农场及附近农村寄居参加劳动,大部分师生“疏散”到河北武邑农村参加劳动,直到19708月,下到河北衡水武邑学生1130人,教师264人,总计1394人。

  65196912月,农林部军代表宣布农大撤销,农大交38军。

  6619705月,农林部军代表传达国务院决定,农大还要办,命令农大搬迁陕西,农业机学院迁四川重庆与西南农学院合并办学。

  67197071日,教育部刘西尧让秘书通知学校,国务院已决定农大搬迁陕西延安地区,“搬迁具体事项请找农林部领导和陕西省领导”。

  68812日,学校召开迁往延安地区动员大会,813日,先遣队36人出发,到达陕西甘泉县清泉沟后做迁校准备。随后到1970年底先后第一批、第二批共273户、977人搬迁到延安地区。由于房子不多,大家住到破旧的窑洞里,人人打地铺一个挨一个住,住下后大家开始烧砖、平整地基,和泥垒墙修理窑洞等房子,1971年春天开始开荒种地,并且修水库,运土打夯,打眼放炮,一位农民被放炮的石头砸死。

  701971323日,牧医系老师在开荒时烧荒,点火后大风刮起,火势凶猛,三位40多岁教授烧死,接下来许多老师得了克山病、大骨节病,同年6月份开始发现许多牲畜,包括马、羊、鸭等都得了病,人们叫它摇摆病。1972年春,地方病大流行,大批教职工离开清泉沟“投亲靠友“,少数人看守,陕西省在北情况下,决定农大与延安大学合并,在延安杨家岺扩建办校。

  71197210月,王震同志到西北视察,了解了农大的困境,回京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在了解农大实际情况后,中央作出决定。随后于1973113日,国务院科教组向周总理报送“关于北京农业大学改为华北农大的请示”,将“北京农大迁到涿县,由河北省领导”。

  721973114日,周总理批示:“同意”农大搬涿县。49日,国务院科教组正式发文,北京农业大学搬到河北涿县办学。

  73917日,根据周总理指示,王观澜同志召集北京军区、国务院科教组,国家计委、农林部有关负责人商讨农大与38军交接涿县农场问题,当年10月、11月学校接收涿县农场。

  741974年,文革动乱期间,涿州造反派丁德进一批人派工宣队及周围农民对学校进行捣乱,抢劫农大农场包括蔡旭教授珍贵的小麦良种。

  751975415日,保定地委通知,撤出涿县工宣队。429日工宣队全部撤出。

  761977年,848日,沈其益教授在邓小平召开的教育科研工作问题座谈会上汇报了农大情况,邓小平同志说:“农业教育很重要。”

  7789日邓小平对学校高鹏先、王明远、沈其益82日请示信批示:“华主席、先念、登奎同志阅、在座谈时,他们谈得很激动,建议国务院派专人调查和处理。”

  78815日,国务院办公室给农林部、教育部发出指示:“华北农业大学负责人高鹏先、王明远、沈其益三同志于82日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该校的一些问题,现将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复制件送上,请农林部派人(教育部参加)进行调查并请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

  799月,农林部、教育部调查组提交报告,建议学校将华北农大改为北京农大,迁回北京原址办学。

  801978223日,学校核心组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报告了农大受“四人帮”迫害和艰难处境情况。

  811978322日,农林部通知学校,同意学校学制由5年制改4年制。

  8219783月学校恢复招生,当年招收10个专业本科生,录取303人。

  83197892日,高鹏先和俞大绂等8位教授给聂帅写信,报告部队未能退还农大校舍事,911日聂帅给军委王尚荣主任批示,“农大迁回北京原址办学的事,早经邓副主席和中央同意批准,并已责成国防科委贯彻执行……”914日,邓小平同志在聂帅信上批示:“方毅同志阅,交农林部处理。”

  8419781129日,国务院国发[1978]24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华北农业大学搬回马连洼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的通知》。内容如下:

  中央领导同志19786月、92次批示“华北农业大学搬回马连洼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华北农大搬回马连洼原址办学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

  二、北京农业大学按照1978年国发27号文件规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面向全国,实行农林部和北京市双重领导,以农林部为主。

  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办好一所重点农业大学,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农林部和北京市要努力把该校办成既是农业教育的中心,又是农业科研的中心,争取多出人才,快出成果。农大涿县农场今后继续把它办成机械化示范农场,良种繁育场和教学生产基地。

  四、北京农业大学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学校办好,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出积极的贡献。

  851130日《光明日报》刊载长篇通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记述了北京农业大学“文革”10年来的变迁。《光明日报》编者按:应该怎样估价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这篇通讯用大量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林彪、“四人帮”对农业院校所采取的办法是“扫地出门”彻底搞垮。其手段之卑鄙,破坏之严重,令人发指。北京农业大学遭遇是其中的一例。在这场狂风恶浪之中,北京农大的教师和职工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科学研究,而且获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我国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好风貌,是很可贵的。12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通讯。

  86、同年12月占房单位开始退还农大原址部分房屋,师生员工陆续由涿县迁移马连洼原校址。

  87628日农业部洪绂曾副部长就北京两校合并问题主持召开了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党政领导班子座谈会。到会的农业部有关部门领导还有教育司司长王红谊、副司长韩惠鹏、高教处处长张敬尊、财务司司长孙鹤龄、计划司副司长薛亮。两校的校级领导13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是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党委副书记唐运新、副校长黄铁成、张立强、白玉良,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党委书记艾荫谦,校长翁之馨,副书记副校长阮家德、李里特,副校长骆大章、田景文、傅泽田、李世盛。会上,洪绂曾副部长受部党组委托对两校当前工作提出五点意见:

  (1)在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以前,现有两校党政班子要继续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做好原定的各项工作,要切实加强领导,加强管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学校稳定;

  (2)在新机构调整方案付诸实施前,两校原有机构和职能不变;

  (3)在本财政年度内,原两校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项目管理维持原渠道不变;

  (41995年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工作仍按两校原体制运作;

  (5)其他各项申报和对外联系工作,两校在挂牌前,仍按两校原体制运作。

  88926日农业部发出农教函[1995]19号文件:将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计[1995]99号文件转发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为了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调整部属高校的结构、布局,经部党组研究决定,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教委已正式批复,现将国家教委教计[1995]99号《关于同意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并组建中国农业大学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根据通知精神做好有关工作。”农业部文件同时提出5条具体执行意见(即628日洪绂曾副部长代表部党组提出的五点意见)。

  附: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计(199599号文件:

  关于同意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组建中国农业大学的通知

  农业部:

  你部《关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的函》(农教函[1995]4号)和《关于加快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两校合并进程工作的报告》(农教函[1995]11号)均收悉。为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提高现有高等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合理配制教育资源,增强学校综合实力,经研究并报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组建中国农业大学。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中国农业大学仍实行农业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农业部为主的领导管理体制。撤销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建制。

  (二)、该校为综合性农业大学,面向现代化大农业,设置农、工、经、管等学科。学校分东、西两个校区,校总部在西校区,即目前北京农业大学所在地,统一领导管理全校的各项工作。

  (三)、该校应基本稳定现有规模,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上。

  (四)、该校设置新的专业,应根据需要及办学条件的可能,由你部按我委有关规定办理。

  望你部进一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加大投资力度,及时解决合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之尽快成为一个有机的办学实体,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5524

  881120日中国农业大学召开成立大学。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学校题写校名:中国农业大学。李鹏委员长题词;发展高等农业教育,办好中国农业大学。姜春云副总理题词:为发展农业培育合格人才。

  成立大会在西校区新教学楼报告厅举行。出席大会领导有姜春云副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刘济民、农业部部长刘江、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天保、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农业部副部长洪绂曾、林业部副部长刘于鹤,出席大会的还有兄弟院校、科研院所及社会各界朋友和中国农大师生共1200多人。大会由艾荫谦书记主持。

  成立大会上有姜春云副总理、农业部刘江部长、北京市李志坚副书记、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天保讲话。校长毛达如讲话:中国农业大学是19956月经农业部、国家教委和国务院批准,由原北京农业大学和原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组建成立。中国农大是以农、工为主兼有文、理、经、贸、管学科的新型综合性农业大学。姜春云副总理讲话指出,中国农业大学要“认真贯彻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振奋精神,团结奋进,积极进取,扎实工作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期待中国农业大学办成国内一流,世界一流的大学。”

  成立会上农业部人事司负责人公布中国农业大学校级领导人员名单。

  毛达如校长、党委常委委员

  艾荫谦党委书记、常委委员

  唐运新党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兼纪委书记

  李里特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党委常委委员

  白玉良副校长、党委常委委员

  柯炳生副校长、党委常委委员

  傅泽田副校长、党委常委委员

  江树人副校长

  李世盛副校长、党委常委委员

  张立强副校长、党委常委委员

  成立大会后,姜春云副总理亲自为中国农业大学校牌揭幕。农业部部长刘江、副部长洪绂曾到东校区为校牌揭幕。

  中国农业大学分东、西两校区,西校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即原北京农业大学校区,东校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即原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校区。总占地面积3000亩,建筑面积36m2。校总部设在西校区。全校教职工3322名,其中教师1480人,中科院院士6名、中国工程院院士5名。

三、四位对农大发展特殊贡献者(精选)

  1、罗振玉农大的第一位领导

  农大百年史是由无数仁人志士,历经几代人的呕心沥血创造的。百年发展史上有众多的功臣,他们的功劳是不应忘记的。尽管有的人有功也有过,乃至大过,对他们的历史功过加以公允评价是十分必要的。遵循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原则,对于农大发展史上有过重士影响的人物作点滴介绍: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金石学家,精于“国粹”研究,他还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教育家,对于近代教育,尤其对于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有其历史贡献。

  罗振玉成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第一任监督,农科大学的创始人,他15岁当了秀才,后当私塾先生。30岁时(1895年)主张设立新式学堂。

  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设“农报馆”创办我国最早的农学杂志——《农学报),大量介绍国外、尤其是日本的农业与农业科技,对当时我国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启蒙与推动作用。1900年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学堂监督。1901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同年去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在此杂志上发表《日本教育大旨》和《学制私议》等文章,力主在京师大学堂设立包括农科在内的分科大学。1905年清政府学部成立后,罗调任学部参事厅官员。1909年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同年夏派往日本考察农业教育,回国后全力投身于农科大学的建设。

  农科大学选址,他是主要倡议与策划者之一,曾亲往钓鱼台一带实地勘察。奏请拨望海楼地方官地作建设农科大学永久校址,他是主要当事人,曾亲笔写过勘察校址的书面报告。在农科大学初创时期,他一面在城里马神庙招生开办农科;一面在罗道庄、玉渊潭建设农科大学新校舍和农场。罗亲自督办、监工。不到两年时间,新校舍于1911年秋基本落成,次年1111日,正式迁到新址办学。

  2、李大钊农大党组织创始人

  20年代初,农大共青团、共产党的组织是在李大钊关怀下,由邓中夏直接指导建立起来的。农大党团组织曾经成为当年北京地方很有影响、有战斗力的革命堡垒,是北方局十分信赖的党团组织。因在农民运动中工作出色受到北方局党组织的表彰。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局于19251927年,曾从农大调用一批党团员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参加革命运动,农大为革命输出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干部,其中有不少人是李大钊选派委以重任的。

  如:1925年毕业生,中共党员,李启耕,曾在李大钊处任“交通”,与李大钊同一党支部,后被派往上海党中央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曾任中央巡视员。詹乐贫,曾任农大党支部书记,后由李大钊派往湖南从事农民运动。农大学生,中共党员,李鑫,派往广州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经毛泽东推荐去云南开辟工作,是云南党的创建人。农大学生,中共党员,黄人祥,派往上海、南京工作后,任南京中共市委总负责人(书记)。还有乐天宇、左正元、唐昭勋、徐大昌、彭树藩等一批党员陆续被他派往革命最需要、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去。

  一批农大革命战士走上前线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许多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269月,农大学生孔子寿接上级党组织通知,说是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将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李大钊有重要文件,需要有人亲赴五原送给冯玉祥。按约定,孔到东交民巷李大钊暂住处领取任务。李亲自向其交待任务,并将文件缝于皮袍里,发给路费即刻北上。到五原后他把文件交给时任西北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共党员),次日由刘伯坚引见冯玉祥,顺利完成送信任务后,返京复命。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革命队伍处境险恶,大批革命者遭通缉在李大钊的保护下脱离险境。

  胡子昂(鹤如),四川巴县人,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早年在农大学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学校改革,对农大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3、胡子昂第一位农大学生会主席,为农大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19年秋,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胡子昂怀着一腔强烈的爱国热情,由四川北上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在校四年,曾参加并领导过多起具有历史意义的学生运动。

  胡子昂一踏进大学校门,就崭露出出众的才华。入学不久即投身“五四”运动的募捐宣传活动,并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组织同学自编自演讽刺话剧《鹊巢鸠居》,在市内戏院公演。在开幕式上胡子昂代表致词时振臂高呼:“我们决不做亡国奴,大家要齐心起来救国!”观众报以热烈鼓掌,反响强烈。

  1922年,胡子昂组织“农声社”,出版《新农业》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写的题为《发刊新农业的旨趣》的发刊辞。在以后的几期,他连续发表过数篇关于改革农业教育的文章,如《中国农业教育是怎么样?该怎么样?》、《中国今日农业教育中之农业大学》等文。

  他在《新农业》发刊辞中给该刊确定了“觉悟农民,改进农业”的办刊宗旨。在其他几篇文章中提出过不少精辟观点。文章针砭时弊,尖锐批评了当时农业教育中脱离中国实际,农业教育只不过是“东西洋”的大杂烩,教的全是“从外国人得来的一部讲义”;学农的人不愿干实事、干农业,读书只想作官等等一些“龌龊趋向”。

  19224月,农专学生会成立,胡子昂成了农大最早一届学生会主席。他为实现当年成立学生会作了很大努力,提出宗旨:“互助精神,砥砺学问,促进交流,改造社会”,为学生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作为当年学生领袖人物,胡子昂最突出的活动和贡献是推动了“改大”运动。19201922年,北京掀起了专门学校改大学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农专改农大为最活跃,曾引世人瞩目。

  为了“改大”,农专学生组成“大学促成会”,胡子昂担任主席。这次“改大”中充分显示了胡子昂出众的智慧与领导才能。他曾代表农专学生到山东参加全国农业会议,争取对“改大”的支持;去天津拜访著名教育家严修、张百苓,征询意见;把梁启超请到学校作关于发展中国农业问题的演讲;国内外广为散发《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全体学生请改建本校为农业大学理由书》。这一切使“改大”得到广泛的支持,终于“改大”成功。经国务院批准,于1922年底农专改名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章土钊任农大校长。“改大”成功,胡子昂功不可没。

  胡子昂心目中的农大应当是什么样?他曾做过这样的设想:新的农业大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机关,还应“是农业教育集合大成的一个总机关,有左右全国农事的效能,各地的中级以下的农业教育机关,都视他为转移,凡关于全国农业改良的事项,都负有全责。”可见,九十年前,胡子昂对于北京农业大学曾寄以厚望,赋予其非凡的历史使命与社会地位,可谓见解独到。

  4、俞大绂院长对农大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农大百年史中,北京大学农学院时期,在三年时间里(19461949),俞大绂任院长,这三年在学校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北京大学农学院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了沦陷区北大农学院而建的。日本侵华给北平大学农学院造成的人员、物质各方面的损失都是无可挽回的,元气大伤。这给北大农学院的重建带来很大困难。时任院长俞大绂在恢复重建北大农学院的工作中,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克服种种困难,使农学院迅速恢复和发展,其功不可没。至少在以下几方面的历史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一)、延揽人才。农学院教师队伍的重建是头等大事。原平大农学院西迁后,教师队伍四散,重建这支队伍成为最大困难和迫切任务。俞先生生前曾说,他当院长时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找钱(筹措经费);一是聘人(物色教师,重点在教授)。

  物色10位系主任是重中之重。为了选聘这10位系主任,俞院长费尽心机,不遗余力,从国内外招贤纳能,请来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担任教授、副教授,其中的出类拔萃者,担任10个系的系主任,他们是:李景均、陈锡鑫、林传光、周明胖、黄瑞纶、李连捷、汪振儒、吴仲贤、熊大仕、应廉耕。

  这些专家不但是当年的农学院的中坚力量,也是解放后新农大的各重要学科的主要带头人,奠定了农大教师队伍强大而深厚的基础。(北京农大10位一级教授高校不多见)

  (二)、广设科系。北大农学院拥有相当完善的科系体系,设有10个学系。即农学、园艺、植物病理、昆虫、土壤、农业化学、森林、畜牧、兽医、农业经济10系。为了建10个系,北大和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最初未得到教育部的认可,经过反复力争才确定下来。一个农学院设10系之多,不仅北大其他学院没有,全国也绝无仅有。历史证明,俞院长坚持的科系体制,是俞的又一历史性贡献,为解放后新农大科系的体制奠定了基础。

  (三)、深打基础。北大农学院学制4年(一度5年制),前两年以学习数理化、生物等基础学科为主,为了强化基础科学的教学,一二年级学生在北大理学院上课,三四年级回农学院上课。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既利用了理学院的学科优势,也节省了农学院的人力、物力。

  北大农学院时期“两段”教学制度,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色。

  (四)、开明办院。北大农学院在办学中采取了相当开明、民主的作风。

  农学院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行政与教学管理体制,学院建立了院务会议、院务常务会议,各种专门委员会,各系建立了系务会议,院系务会议有学生代表参加。院系的办事机构十分精简。

  俞院长的民主爱国思想,深受人们的敬佩。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同情并保护师生爱国民主活动。北平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点名要他去南京,他拒绝了。当北平西郊战事吃紧之际,他毅然坚守岗位,保护校园校产,接受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邀请,率留校师生并带部分贵重设备,到良乡解放区,见到叶剑英、彭真等领导。他是北平解放前夕,各大学中最早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前往解放区的教授之一。

四、农大进退维准时周总理决策解危

  1970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北京农大搬迁陕北。当时农林部领导执行农大搬迁的命令,采取了如同调动部队那样的方式,要求搬迁雷厉风行、只争朝夕。在两三个月里农大几千教职工及家属全部迁走。农林部领导提出搬迁先搬人,搬人先搬家属,搬家属必迁户口,以绝后顾之忧的策略。无论老人、小孩,病号担架抬上火车,一齐迁往陕北。上千的家属在一无校舍、二无宿舍的条件下,安置在铜川一洛川一甘泉一延安一线绵延数百里的农村寄居。

  “新校址”是一条四五十里长的窄山沟,宽不过二三里,窄不足一里。交通、水、电极为困难。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广大教职工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学大寨“边治窝、边治坡”,自己动手建校,烧砖建窑洞,垦荒种地,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同时,大批教师组成教学小分队到农村蹲点,开展技术服务,搞科学研究,开始招收为数不多的学员。

  在这个地方建校,一开始就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基建上不去,缺水,少电,交通极为不便。尽管当时学校主要负责人张维城夸下海口:“就是要把地球打穿,打到美国去也要打出水来”,“开荒种地打粮100百斤”,大家叫他张百万。他还说把清泉沟校舍建成陕北的“布达拉宫”。但主观愿望距现实十万八千里。1972年春,又遇地方病大流行(这里是克山病流行区),几十名教职工及家属被诊断患了克山病、大骨节病,数百人发现地方病症候,严重威胁着教职工与家属的健康以至生命安全。虽然,采取过一些相应措施,还曾提出过变更校址的方案,但实际问题均无法根本解决。学校主要负责人叫人们“投亲靠友”、自谋生路。大批教职工及家属离开陕北到北京、涿县等地暂住,学校已处于瘫痪状态。

  农大进退维难之际,好端端一所全国重点农业大学将毁于一旦之时。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王震、王观澜到陕北视察,了解到农大的艰难处境。他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指示:疫区不能办大学;也不赞成在延安杨家岭建农大校舍的方案,它将破坏延安风貌。经总理指示同意,国务院科教组于1973年发出了关于北京农大搬回河北涿县并改名华北农大的通知。

  周总理的决策,挽救了北京农大,意义重大,影响深远。1976年,迟群、毛远新在“朝农现场会”上借机批农大搬迁涿县为“右倾回潮”,实际上他们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总理,掀起了一股反总理的歪风。打倒“四人帮”是历史的必然。

五、邓副主席高瞻远瞩使农大获新生

  在涿县办学六载,虽然全校团结一致奋战种种困难致力于学校的恢复与重建,无奈“四人帮”横行干扰破坏频繁,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乃至灾难。

  “四人帮”势力派来的“工宣队”,实际上充当了破坏教育的穷凶极恶的打手,他们下车伊始就在学校抓“复辟派”、揪“农大的孔老二”、批“右倾回潮”,进而发展到大规模哄抢、打、砸、抄、抓,实行白色恐怖,迫使师生员工撤离涿县到廊坊、晋县等农村避难。

  在全国一片“学朝农”的鼓噪声中,把华北农大作为

  “学朝农”的对立面;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农大搬迁涿县又成了“复辟回潮”的典型,迟群等一伙趁机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在涿县建农大遇到了财力困难,加之外界的干扰,基建困难重重,进展迟缓,教学科研工作很难开展。

  在这种环境中使农大再度陷于难以支撑的困境。

  粉碎“四人帮”后,19778月,邓小平同志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沈其益同志应邀出席了这次座谈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汇报了农大的处境,表达了全校师生员工办好学校的急切愿望。此前,高鹏先、王明远、沈其益又曾联名上书邓小平。农大的处境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关注,当即指示国务院派人到农大调查和处理。

  19786月,聂荣臻同志致函邓小平,他说:“办好一所重点农业大学,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建议将华北农大搬回北京原址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校名,对此,邓小平同志作了“这很对”,“我认为比较妥当”的批示。9月,聂帅在另一封信中又强调指出:“几亿人口吃饭问题是比上天更重要更迫切的重要战略问题”。他指示应尽快落实中央关于农大搬回北京原址办学的批示。

  19781124日,《国务院关于华北农业大学搬回马连洼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的通知》,正式下达文件。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酝酿、争执以至反复,经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共17位领导人的批示,圈阅,农大的归宿终成定局,中央通知得以执行。

  拨乱反正结束了北京农大长达十年的颠沛流离的历史,进入了恢复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开放16年持续稳步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稳定才能发展教育,折腾阻碍教育的发展因而不得人心。

六、在“五四”运动中农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这次运动中,农大(农专)师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做出重要贡献。

  “五四”运动发源地在北京,目的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政府,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当得知中国代表团竟准备在卖国“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后,北京大专院校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对帝国主义,对北京政府的无比愤慨。19195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为首,邀集其他12所大专院校的代表开会。做出四项决议。其中一项重要决议是:定于54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示威大会。这是“五四”运动前一次重要的准备会议。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12所院校是:北京高师、北京农专等。

  54日下午,13所院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大会,会后游行,进入曹汝霖住所,火烧赵家楼,遭遇反动军警的镇压。

  全国各地学生纷纷集会,声援北京学生,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

  不久,北京政府公然下令取缔一切爱国活动,激走群众的更大的愤怒。63日起北京学生掀起更大规模行动,成千上万学生上街游行、宣传。遭到反动军警镇压被逮捕的学生达800余人,北大校园成了临时监狱。被捕者中有农专学生罗家楷。

  “五四”点燃的烈火蔓延不断,农专师生的行动一直在继续。1919年下半年,农专学生胡子昂等自编自演话《鹊巢鸠居》在京公演引起群众强烈反响。胡子昂在公大会上大声疾呼:“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大家要齐心来救国”。

  纵观上述史实,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农大在“五四”运动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五四”运动早期发起者之一,并始终站在运动前列(当年13院校,大多现已消失,仅存三四所)。这是农大的光荣和骄傲。造就农大成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是自“五四”起。

七、农大英烈热血遍洒华夏沃土

  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时期,15位农大学生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首都到边疆,从中原到草原,从黑土地到红壤山岗,十多个省市县的土地上都渗透着农大英烈的鲜血。

  “三一八”惨案中,农艺系学生、共青团员林孔唐遭段祺瑞政府镇压,身负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3岁。烈士遗骨安葬于圆明园“三一八”烈士公墓。

  农艺系学生黄人祥曾任农大党支委,“三一八”惨案中为农大请愿队领队。1927年派往上海、南京一带从事革命工作。任南京地下党委总负责人,因叛徒出卖被捕,1930年雨花台就义,时年26岁。其英灵永垂雨花台烈士陵园。

  农大学生詹乐贫(19021929),农大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北京地委农委委员等职,1926年由李大钊派往湖南,曾任常德县委书记,湘西特委常委。1929年被敌人杀害,时年27岁。牺牲后,反动派曾布告全县并“悬头扬尸三天”。他是帅孟奇入党介绍人。

  农大学生唐昭勋(18991927),1926年派往湖南,曾任芷江特支书记、县农协主席,马日事变中被害,时年28岁。

  农大学生吕惠生,抗战期间任仪征县县长、无为县县长、皖中行署主任,1945年遭敌害,时年44岁,

  农大学生李次华,1926年派往四川梁山、重庆从事革命,在梁山起义中担任队长1930年被敌人杀害,时年29岁。

  农大学生李启耕,曾任北方区委交通处负责人,区委机关支部书记,与李大钊、赵世炎同一支部。后调上海党中央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巡视员。1933年赴河南工作时遭敌人暗杀,时年31岁。

  农大学生高程云参加学生运动而被通缉。抗日战争中在百团大战中牺牲,时年35岁。

  农大学生彭树范(19061927),“三一八”惨案受伤,后派往黄埔军校学习。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参张太雷领导的起义战斗中牺牲。

  农大学生徐大昌,1925年去黄埔军校学习,后在讨陈炯明叛乱中牺牲。

  农大学生张星图,七七事变后在山西从事革命,曾任长子县委书记,1947年逝世,时年39岁,追认为革命烈士,葬于县烈士陵园。

  农大学生李鑫,毕业后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经毛泽东推荐去云南开辟工作,是云南省中共组织创建人。1929年在云南蒙自就义,时年32岁。

  农大学生杨正元“三一八”惨案后南下,曾任云南省临时省委委员、宁洱县委书记,1931年牺牲于狱中,时年29年。

  农大学生李庭槐在黑龙江巴彦县参加抗日斗争,1943年被捕,牺牲于哈尔滨狱中,时年33年。

  农大学生高万章,曾任农大民先队队长,党支部书记。1939年去延安,曾任晋绥区党委秘书。1940年调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任县工委书记,因叛徒出卖,英勇牺牲,时年31岁。

  今天,当我们缅怀在革命战争年代英勇献身的15位烈士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在和平年代,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和平事业以身殉职的还有两位烈士:

  一是丁行友,气象系助教,在北大进修时参加总工会组织的征服贡嘎山登山活动,因遇雪崩葬身雪域高原,时年24岁,八宝山公墓树有征服贡嘎山遇难烈土纪念碑。

  二是马适安(19021958),曾任农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541956),后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期间参加郑振铎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欧洲,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血洒异国他乡,终年56岁。

八、不忘“毋忘国耻”纪念碑

  农大校园(罗道庄)曾竖立着一座毋忘国耻纪念碑,树立于1928年,毁于1938年。

  对此碑,192882日《京报》登载新闻:“西郊农业大学……学生自治会,拟建立济案纪念碑,已措置就绪,碑系仿中山公园哈定总统纪念碑样式,碑上特请革命前辈题字,并有济案发生及经过之简略记载。柱立地点,系在校内之园艺实验场。

  此碑为纪念“济南惨案”而建。19285月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攻击中国军队,国民党政府为表示“亲善”,严禁中国军队抵抗。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残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这次惨案,中国军民一万余人遭杀伤。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京各界掀起了反日运动。

  515日,农大全体教职员发表“誓雪此仇”的宣言,学生们纷纷集会,上街、下乡宣传,成立反日济案后援会,抗议日军的暴行。

  8月,为了唤起人们永不忘国耻,在农大校园建立起毋忘国耻纪念碑。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农大校园成了日军兵营(装甲兵)。日军将此碑捣毁。

  现存有纪念碑的照片,看到它仿佛听到当年农大师生在国难当头,义愤填膺,群起怒吼的声音!仿佛看到师生们在历史的重大政治斗争关头奋不顾身与敌人与卖国贼搏斗的悲壮情景!又仿佛听到了当日本侵略军发现农大校园竟有这样一块石碑时用装甲车将它压得粉碎的罪恶声音!

  这纪念碑是农大人血与泪浇铸就的,是历史的见证,是农大人光荣的爱国情怀。

九、“文革”中农大惨重的损失

  “文革”中,北京农大是重灾户,受破坏严重,损失惨重。

  ——教学十年停顿,少为国家培养人才9200人。1966--1974年八年未招生,少培养4800人(按1966年前年招生600人计);1975--1987年由于条件所限少招生约4400人(这期间实际毕业2136人,以每年600人计,应培养6600人)。十年来至少少培养500名研究生(每年以

  50人计)。

  ——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剥夺人们十年大好时光,随着时光白白流逝,教职工队伍老化、人员锐减,出现教职工,特别是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严重危机。教师人数由196512月的638人减少到1978年的527人,减少了17%。其中教授人数减少48%,副教授减少25%。

  ——“文革”中大批教职工、学生受迫害。在清队中迫害致死以及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7人,讲助3人,干部5人,工人6人,学生6人,家属3人,死亡人数之多,在北京高校中实属罕见。

  442名教职员工清队中被立案审查,占全校教职工总人数的199%;大批教职工被劳改、关“牛棚”;240人(196683日一天里)被挂牌游街;205户教职工被抄家;51人被强制遣送回农村;50人被定为走资派及犯走资派错误,反革命或逮捕法办;……

  “文革”后,花了大力经过十年时间进行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此开支53万元。

  ——科研工作十年停顿,上百个课题项目中断或放弃,资料与设备损坏、散失;马连洼新建不久温室闲置并遭到破坏;实验站移交出去;在涿县时期科学实验遭到“四人帮”爪牙疯狂摧残。

  ——学校搬迁,从马连洼被扫地出门,财产损失惨重。从北京到甘泉,又从甘泉到涿县,运输物资达8700吨,仅火车一项,耗用了400多个火车皮,大量物资存放武功一铜川一洛川一甘泉一延安一线,损失惊人。因迁校,重建校舍耗资上百万元。在延安甘泉、涿州、廊坊等地盖了1万余平方米的房屋,原有校舍不能用,重复建设造成极大的浪费。

  “文革”浩劫,灾难沉重,影响深远,损失是多方面的,有的很难用数字来衡量,本文只举几例。医治“文革”的创伤与后遗症,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农大的现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十、中国农大的事业是顶天立地的事业

  在庆祝中国农大110周年校庆回校的校友深情地说:“农大是我的骄傲和自豪。”

  中国农大自1905年成立,已走过了它110周年的光辉历程。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它以其辉煌的业绩告诉人们,农大人存事的是为国为民顶天立地的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至今,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它的底色就是一个“农”字。这个“农”字含天盖地,农的兴衰印证人民的幸福与苦难,国家的强盛与危亡,中华民族的兴旺与衰落。

  “农”字包括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它是中国民众赖以生存的根基,是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源泉,中国农大本质地和“三农”联系在一起,即农大人与人民的温暖、社会的进步,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农科大学的创办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京师大学堂是清朝末年维新变法的幸存者,是我国由中央政府兴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它的创办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农大的创建使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农业教育。农科大学是综合大学中最早建成的分科大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学院)之一。京师大学堂,按《奏定大学堂章程》而规划的规模,包括八个分科大学,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雄心勃勃的规划。当年还请了日本工程师进行大学堂的校舍规划设计(包括农科大学校舍),于1910年在德胜门外黄寺展开了大规模的建校工程。当工程进行一年多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时局骤变,加上经费紧张,工程半途而废。

  农科大学却在这历史的重大变革之中幸免于难,反而顺利地建立起来。它是京师大学堂计划设立的八个分科大学中,唯一按总规划设计施工,并基本建成的分科大学。因为,按规划八个分科大学中的七个打算建在一起,唯农科大学独门独院建在罗道庄。辛亥革命前夕,农科大学新校舍首批主要工程已接近完工。民国成立后,191211月正式由城里京师大学堂总部马神庙迁往罗道庄。

  农科大学首批工程,从1910年开工,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建成了讲堂大楼、办事楼以及标志性建筑一校门等一批重要建筑。耗白银八万五千两,加上购地等耗银三万两,共计花去白银十二万余两,建起了我国第一所有独立校舍的国立农科大学。

  如果说,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运动的幸存者,那么农科大学的建成更是时代的幸运儿了。罗道庄农科大学校舍的建成无疑是硕果仅存。农科大学校舍的建成不仅是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它也是京师大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见证。

  罗道庄校园的历史价值并不仅仅由于有着百年老建筑。罗道庄校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它又是一处风光秀丽,令人向往留恋的好地方。解放前,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校园,最美最好的是清华园和燕园。除此之外,没有哪一所大学校园环境能比得上农大罗道庄校园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大校园“东方小瑞士”之美称已广为流传。

  解放后,农大校舍问题曾折腾过多次。19551月,当农大在迁址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时候,高教部曾传达过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总理说:“农大在那里(指罗道庄)也很好,为什么还要搬?”遵照周总理这个指示,农大一度在罗道庄曾大兴土木,修建了不少房子,放弃了再搬迁的念头。但不久由于附近找不到足够的农事试验地,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苏联的“先进经验”,至少要拥有上万亩的农场用地,非此不能办学,最终选定马连洼办学。

结束语:

  同学们:今年我们热烈地庆祝中国农大建校110周年,一个响亮的口号是:你我的农大,共同的家园。为此,我提出三点希望:

  1、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作为农大人要把全会精神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为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贡献。

  2、学习中国农大历史,要用行动把110年来中国农大人为国为民树立起来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变成自己前进的力量,坚定信念,不断奋发进取。

  3、努力继承和发扬农大良好校风和光荣传统创新、开拓,为建设新农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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